原木傢俱

廉政瞭望第7期封面
　　幹部人事新局
　　策劃人：周麗萍
　　要在中國至少700多萬官員中，將優勝者層層選拔出來，不僅需要一臺複雜的機器，還需要一套複雜的操作系統。這套系統不僅需要詳細標明選官的標準、原則、程序、路徑等等，還需要時時更新，不斷升級。
　　十八大後，在領導人講話、會議以及文件、條例中，這套操作系統逐步更新，有了新版本。比如標準有了“好幹部”，原則增加了“以德為先”，程序上必須先“動議”……
　　這是一個關乎廟堂的事，因為它不僅涉及如此一大群人的升遷進退，也涉及龐大的國家機器如何運轉。這個精密的系統，終將是推動中國向前走的代碼。
　　縣裡一個重要崗位空缺，組織部門還在考察幹部時，外面就盛傳誰會接任。到最後，組織部考察的幹部在常委會上沒有通過，“盛傳人選”真的勝出。正兒八經的組織部長竟然不如“地下組織部長”靈通。
　　“帶病提拔”，需要過幾關？
　　文_本刊記者  龍在宇
　　通常某個高級別貪官“落馬”後，公眾會驚覺其被一路“帶病提拔”。但在東窗事發前，即使通過各種途徑舉報、信訪，都不能影響一部分貪官的“升官發財”之路——這種現象，在官場可謂屢見不鮮。
　　統計數據佐證了這一直觀印象：去年，由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田國良主持的一項研究顯示，在上世紀80年代以來移交司法機關處理的103個副省部級(或享受副部級待遇)以上領導幹部的腐敗案例中，約有六成(63%)的案主，在作案之後仍然獲得提拔。
　　另一份研究報告的統計數據更觸目驚心：據深圳大學當代中國政治研究所2012年作出的一份《當代中國政治研究報告》，在2002年11月至2011年6月里，72名“落馬”的省部級官員中，有近八成曾得到職務上的晉升。
　　公眾不禁好奇：這些“身染重病”的貪官，究竟是如何闖過層層關卡？是他們的演技太好，還是“體檢儀器”本身存在缺陷？
　　“矇混過關”者少，“強行闖關”者多
　　一名曾擔任過縣委書記以及地級市副市長、市委組織部長的官員向廉政瞭望記者介紹了官員提拔的大致程序——當某一個主要領導崗位出現空缺時，組織部門首先會對相關幹部進行考察，並從中選擇他們認為合適的人選。人選初步確定後，組織部會向同級紀委發出公函，征求意見。紀委方面會召集相關處室負責人舉行會議，研究該候選人的情況，並以書面形式回函組織部。最後，所有這些材料都會提交黨委常委會討論。常委會討論確定後，還會依照相關程序對外公示。公示期順利結束後，新官就能走馬上任。
　　從上述人士的介紹，大致可以梳理出，一名官員要獲得提拔，起碼要過四關：組織部的考察關、紀委的審查關、常委會上的討論決策、公示期是否有人舉報。與這四道關卡相配套的，還有一系列黨紀法規：《公務員法》、《黨政領導幹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》、《公開選拔黨政領導幹部工作暫行規定》、《黨政領導幹部選拔任用工作監督檢查辦法(試行)》……
　　上述官員告訴記者，一個人如果真有問題，除非他太善於隱藏、偽裝，否則很難一路過關斬將，連闖四道關卡。“況且，很多‘帶病提拔’者，關於他們的各種傳聞早已是街談巷議。只要認真查，不可能發現不了。”
　　那麼，“帶病提拔”的現象卻為何依舊屢禁不止？這名人士介紹說，四道關卡其實還有一個總開關，而總開關的按鈕，就握在一個人手裡——一把手，他的態度，基本決定了各道關卡究竟是擺設，還是真能發揮作用。
　　這名人士以自己多年的觀察說：“那些‘帶病提拔’者，沒有幾個是靠自己的偽裝矇混過關的，基本是有恃無恐的強行闖關。”
　　比如原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劉鐵男，2006年年初，在發改委副部級幹部考核工作中，劉鐵男入圍但考核結果卻是“得分未過線”。也就是說，劉鐵男並未順利通過組織部門的考察關。但最後，他依舊被任命為發改委東北辦副主任(副部長級)。還有原安徽省副省長倪發科、原雲南省副省長沈培平，早在市委書記任上，就有許多關於他們的舉報，但依舊未能阻止他們平步青雲。
　　一把手的態度
　　手裡握有總開關按鈕的，正是一把手。
　　一名曾在不同縣先後擔任過組織部長與紀委書記的官員告訴記者，人們都痛恨“帶病提拔”，甚至埋怨組織部與紀委不作為。組織部與紀委固然有責任，但很多時候，的確不是這兩個部門就能決定的。
　　他向記者講了幾次經歷。第一次，自己這個正兒八經的組織部長，消息竟然不如“地下組織部長”靈通。當時縣裡一個重要局的局長崗位空缺，組織部門還在考察幹部時，外面就盛傳縣委辦的一名副主任會接任這一崗位。到最後，組織部考察的幹部在常委會上沒有通過，重新考察推薦後，那名外界盛傳的“熱門人選”勝出。
　　還有一種情況，是組織部的考察結果與紀委反饋的廉政意見出現衝突。這時一把手的意見，就至為關鍵。他如果說，“廉政是條紅線，既然紀委這邊有意見，組織部就重新提出人選。”那麼這名候選人基本就與升官無緣。但一把手偶爾也會有另一種說法，“絕不能搞‘帶病提拔’，但也不能讓那些沖在第一線，敢於觸碰尖銳矛盾的幹部吃虧。既然下麵有反映，紀委是不是儘快去核查清楚？如果真有問題，該怎麼查就怎麼查；沒有問題，也早日還幹部清白，不能耽擱人家的前途。”有時一把手的態度會更明確，直接說：“看一個人要看主流，不能看枝節。”
　　“這些說法都沒錯，但隱含的意思，下麵的人不可能聽不懂。”上述官員說道。
　　一名已經離休的幹部告訴記者，除了寫在紙上的程序，還有一套不好明說，但大家私底下都懂的規則。這個規則，說白了就是看一把手的臉色。
　　據媒體報道，原河北省委書記程維高被開除黨籍後回家鄉常州定居，有友人在閑聊時問他：“你告訴我，在現有體制下，一個省委書記權力大到什麼程度？副廳以上的領導幹部，你個人能不能說了算？”
　　程維高的回答是：“絕對沒有問題！我要看中了誰，一般操作是這樣的，把組織部長叫過來，說我上一次在某某地方見到那誰，感覺他思路不錯。其他都不要說，這個話朝這個地方一落，馬上組織部會按照幹部任免的程序去考察，然後會拿到常委會上來討論。”
　　接受記者採訪的某市組織部長也表示，組織部考察幹部前，一般都會征求一把手的意見。“有些書記會直接點出他屬意的名字，有些書記不會點名道姓，而是劃幾個圈，組織部則會根據這些意思，去相應的圈裡考察幹部。”
　　至於組織部考察的幹部最後在常委會上被否定，這名部長笑著說：“那就是組織部沒有吃透一把手的意圖。”“有些時候，組織部、紀委的人忙活大半天，真不如書記一句話。”這名組織部長無奈地說。
　　有媒體報道，在考核中對劉鐵男批評普遍集中於工作作風方面。但最後劉能順利突圍，就因為有領導發了話：“劉鐵男已改正了那些缺點。”
　　常委會的博弈
　　經過了組織部與紀委，候選人名單上報常委會後，又是一道重要關口。一名曾擔任市委常委，現在政協任職的官員告訴記者，常委會上的博弈，“有時已經不是就事論事。”
　　該官員介紹，組織部長與紀委書記對幹部情況較為熟悉，而其他常委則相對陌生。“比如建設局長這個職位，是城建口的。書記、市長、常務副市長與其工作接觸多，組織部長與紀委書記掌握幹部情況，也有所瞭解。但像宣傳部長、政法委書記等人，可能與這個幹部沒有工作交集。這種時候就會‘隨大流’。”
　　這名官員還說，書記的風格，也會很大程度決定常委會討論的結果。有些強勢的書記，一個動作、一個眼神，其他常委就不得不在心裡掂量一下，“我今天說這些話，書記是不是不高興了”。
　　還有些書記特別看好的幹部，書記會提前與常委做溝通、打招呼。溝通時的語氣也很重要。比方書記問“關於國土局局長的人選，你有什麼看法？”這或許就是書記在征求意見。如果書記說“某某同志乾工作不錯，應該壓更重的擔子。你認為呢？”這時，常委就會明白書記的想法。
　　這名官員向記者感嘆：“一個老在常委會上和書記唱反調的常委，一般會被‘修理’。”
　　當然，也有在常委會上被擋下來的幹部。這種情況，要麼是主要領導心中沒有特別屬意的人選，大家推出誰就是誰。要麼就是一把手本身的權威受到挑戰。數年前，西部某省一名市委書記力薦其秘書出任縣長，前期還做了許多工作，結果常委投票時居然沒有通過。此後不久，這名市委書記就被調回省里任職。
　　至於公示這一關，由於原則上只受理實名舉報，因此許多人眼見大局已定，也犯不著再去幹得罪人的事。
　　一名離休幹部告訴記者，真要是上面領導看好一個人，有時連公示關都能想辦法“技術化處理”。
　　比如一個副縣長在當地口碑很差，提縣長有困難。市委書記可以先調他來市委當個副秘書長，兩年後再調去另一個縣當縣長甚至直接當縣委書記。時間過了兩年，而且是異地任職，公示時來反映問題的會少很多。
　　有沒有連一把手都擋不住“帶病提拔”者的時候？一名擔任過縣委書記的官員表示，哪怕幾個常委聯合起來推舉一個人，自己不點頭，這個人還是過不了。但是，上面有更大的領導打招呼，自己也無能為力。
　　如何破解“帶病提拔”的難題。接受採訪的官員認為，如果僅僅把眼睛盯在組織部與紀委，效果恐怕有限。
　　有官員告訴記者，“帶病提拔”的人看似要過很多關，其實只要過了一關，其它任何關都不在話下——那就是一把手這關。
　　一把手可以透過自身影響力，讓他的個人決策看上去完全符合組織程序。有官員介紹，常委會上的發言都是有會議記錄的，但書記提前找常委來溝通、談話時，是不會有什麼記錄的。最後懾於一把手的權威，常委們在會上表態贊成。以後“帶病提拔”的幹部出了事，要追究責任時，發現都是集體決策。“到頭來，集體負責又變成沒人負責。”
　　由於一把手權力過大，給幹部任用帶來的問題，也就不止是“帶病提拔”了，還有“程序失範”、“火箭提拔”等等。
　　中央批評的人與事更加精細、具體、有針對性，可操作性也就更強，避免了用寬泛的表述“大而化之”，導致最後“不了了之”。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本屆中央領導班子的風格。
　　這一年，中央批評過的人事
　　文_本刊記者   徐浩程
　　“帶病提拔”的人看似要過很多關，其實只要過了一關，其它任何關都不在話下——那就是一把手這關。
　　3月25日，第七巡視組進駐海南，中央第三輪巡視開始。有媒體分析稱，“用人問題”或將成此輪巡視重點。
　　在此之前10天，中央紀委書記王岐山在中央巡視工作動員部署會上，總結此前兩輪巡視時說，“有的地方和部門選人用人問題突出，一些黨組織對反腐敗鬥爭形勢認識不到位”，要求第三輪巡視“瞪大眼睛發現問題，不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”。
　　前兩輪巡視確實發現了不少用人方面的問題。
　　第七巡視組組長項宗西，是第二輪巡視中第四巡視組組長。今年全國“兩會”時，他就介紹稱第二輪10個巡視組全部查出用人的問題，“職數是多少？不能超職數、不能超編製、不能隨便越級提拔。這些都有明確具體的規定，但是我在巡視中發現，就是沒有認真執行。”
　　2月，中央紀委還罕見地公佈了第一輪巡視10個巡視點的整改報告，6萬多字的10份報告中，近四分之一的篇幅與選人用人問題糾正有關。
　　“用人腐敗”是最大的腐敗，是其他形式腐敗的催化劑。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向廉政瞭望記者表示，反腐之根在於用人制度，目前我國已進入改革幹部任用制度的關鍵時期，這也是推進反腐的重要領域。
　　用人需要思變。1月“仲祖文”在“人民日報”發文稱“要堅持問題導向，加強實踐探索，以更大決心研究破解組織工作中的‘老大難’問題”。
　　循此思路，這一年多以來，中央在人事上批評的人與事，值得梳理。
　　批評了哪些問題？
　　買官賣官雖然是幹部人事上的“老問題”，但近年來依然有衡陽賄選這樣的典型案件，被中央嚴厲批評。
　　2013年底，湖南衡陽人大賄選案曝光，涉及56名湖南省人大代表、518名衡陽市人大代表和68名大會工作人員，被稱為建國以來最大、涉及黨政官員和人大代表最多的一起選舉弊案。
　　如此嚴重的買官賣官引發中央高層的震怒。在中央紀委十八屆三次會議上，習近平總書記以較大篇幅講到該案，並將其與黨的建設和國家治理體系聯繫起來，追問“衡陽的共產黨員到哪兒去了？”。當時，他連聲追問六個“到哪兒去了？”。
　　3月，全國“兩會”上，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高麗在報告中也重申，代表選舉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基礎。湖南省衡陽市發生的以賄賂手段破壞選舉的違紀違法案件，性質嚴重，影響惡劣，給我們以深刻警示。
　　這一年，中央批評的人事問題還有任人唯親、搞裙帶關係。
　　中央巡視組第一輪巡視湖北時，就發現武漢市委宣傳部原部長離任前違規突擊提拔19名幹部。此外，巡視組還點名批評重慶、江西、中國出版集團等5家單位存在一把手用人監管不嚴的問題。
　　而第二輪巡視的三峽集團，被指裙帶關係嚴重。此前，媒體報道稱，部分有一定背景的集團親友都參與到工程建設過程中來，即便不具備工程建設方面的親友，也能憑藉關係拿到項目，再分包出去。
　　幹部職數超編是另一個被重點提出批評的問題。
　　中央各巡視組反饋顯示，中儲糧、江西、重慶、中國進出口銀行等均存在幹部職數超編的問題。其中，內蒙古“全區12個盟、市設有30多個巡視員、63個副巡視員，區發改委班子成員多達17人，一些旗縣設有不少處科級非領導職務的問題”。
　　中組部的通報也尤為關註這方面問題，將山西中陽縣職數配備幹部案作為典型。2013年，中陽縣公安局在已經超配1名副局長和1名副政委的情況下，又任命了6名副職。被查處後，8人全部被免職或被撤銷任職決定。
　　被輿論廣為詬病的“一刀切”現象，也引起了中組部的重視。這首先是年齡的“一刀切”。
　　幹部年齡是組織部門在選拔任用幹部時一項重要參考標準，但巡視組卻發現多地在領導幹部任用過程中，對各年齡段幹部使用存在誤區，導致年輕幹部任用不合理、超齡未退等問題紛紛暴露。
　　這其中，又以重慶問題最為突出。根據中央第五巡視組的反饋報告，重慶曾規定幹部的任職和提拔年齡界限，不僅存在幹部使用過程中限齡“改非”一刀切，少數國企領導人員到齡未退休等情況，同時還陷入了“區縣團委書記、副書記提名年限偏低，少數地方擅自設定提拔年齡上限”和“年輕幹部選拔力度不夠”兩種現象同時疊加的怪圈之中。
　　此外，還有選拔方式的“一刀切”，比如“凡提必競”。
　　競爭性選拔幹部因變“伯樂選馬”為“陽光賽馬”，在各地大力推廣使用，也起到了積極作用。尤其是扭轉了用人制度的不正之風，提高了選人用人公信度，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約束了一把手在用人上的權力，放大了群眾的“話語權”。
　　但去年中央巡視組在首輪巡視中，卻發現競爭性選拔幹部在操作中，出現了不少問題。其中，重慶市曾將“競爭上崗”作為內設機構選拔幹部的唯一方式；湖北省多地也曾大規模開展競爭性選拔幹部，如黃岡市曾在2010年～2011年2年內，競爭性選拔了2000多名黨政幹部，選人用人上表現出“凡提必競”的政策導向。
　　“公選沒有錯，但‘凡提必競’就走向了極端，中央批評的是走偏了的公選。”相關專家分析稱。
　　批評的後果，多地開始整改
　　來自中央尤其是領導人的批評，給地方帶來不小的壓力，並紛紛出台相應措施。
　　2014年的湖南省“兩會”上，湖南省委書記徐守盛，在審議政府工作報告期間主動報名來衡陽團參與審議。他旁聽的兩個半小時中，關於破壞選舉案的話題占據了近三分之一的時間。
　　衡陽市委書記李億龍於賄選案爆發之後的2013年3月，接替童名謙出任衡陽市委書記，可謂“救火隊長”。“去年派我去衡陽前，(省委)書記囑咐我，衡陽捅的婁子很大，你是臨危受命，要把輿論控制好，把社會穩定好。”
　　衡陽市委黨校是賄選案調查辦案點之一，該校一名教授告訴記者，截至3月底，調查仍在繼續，眾多涉案人員仍被集中在該校。
　　湖南的壓力不單單來自這方面。在中央巡視組發現的一系列用人問題上，有輿論稱，“湖南省幹部選拔任用問題更為突出”。
　　2月24日上午，中央第十巡視組組長陳際瓦在向湖南反饋意見時稱，“對一些幹部使用把關不嚴，幹部任用工作領導打招呼、拉票跑要之風較為突出，機構改革滯後，幹部超編超配問題嚴重”。
　　在巡視組反饋上述意見的前一天，新華網發佈消息稱，湖南省直部門72名省管廳級領導幹部長期調動工作不轉工資關係得到清理糾正，清理規範廳級幹部違規在社會組織兼職976人，清理機關違規長期借調人員1100多人。
　　湖南的巡視整改報告還未出來，更多的變化還有待觀察。但在第一輪巡視點的整改報告中可以看出，各地都在審慎應對。
　　例如，對於“凡提必競”。重慶市、湖北省以及水利部的整改報告都提到，幹部選拔中，將不搞“凡提必競”，不再硬性規定競爭性選拔比例，嚴格限制“考試專業戶”和“火箭提拔”。選拔標準則杜絕“唯分取人”，強調乾什麼考什麼，更註重考察德才、工作實績和群眾公認程度。
　　對於如何監管一把手，根據巡視組的意見，湖北對有關負責人和責任人進行了責任追究。重慶目前也已研究制定市屬國有重點企業領導人員管理辦法，進一步規範企業領導人員的選拔任用、考核評價和激勵監督。
　　各地方也開始行動起來，清理幹部職數超編問題。初步統計，去年起甘肅、湖南、沈陽等地已啟動超職數配備幹部專項清理。湖南、甘肅分別制定了2014年底或2015年底清理完畢的時間表。
　　“問題清單”更精細化、更具體
　　不管是中組部通報的側重點，還是中央巡視組發現的“問題清單”，這一年來，中央批評、關註的人事問題，更為精細化、更有針對性，其對所發現問題的表述也更為詳盡。
　　除了上述重點關註的數方面問題之外，中央第二輪巡視指出部分巡視點的“幹部任用工作領導打招呼、拉票跑要之風”、“一些領導幹部以收受紅包形式受賄”、“‘裸官’問題突出”等問題，均是“問題清單”趨於精細化的表現。
　　竹立家指出，“問題清單”越精細，就越有利於相關部門對問題進行有針對性的整改，就越有利於人民群眾對問題的理解和整改的監督。
　　“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本屆中央領導班子的風格。國家要出台一個措施，一定是具體化和精細化的，比如在作風整改過程中要求‘嚴禁公款買年曆’，這些很具體的措施讓巡視工作的可操作性更強，避免了用寬泛的表述‘大而化之’，導致規定最後‘不了了之’。”竹立家說。
　　“這也許可以進一步解讀為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解決幹部人事問題思路的轉變——集中整治更具體、反映更為強烈的問題。就像中組部說的，‘對這些問題，要以釘釘子精神，以改革的辦法，逐項研究、逐個破解’。”相關專家稱，這有點類似“‘以治標為主，為治本贏得時間’的反腐思路”。
　　上述專家分析稱，比如幹部職數超編，此前雖然也有提及，但是認為不是大問題，或者不是問題的重點，但中央第二輪巡視中，這被作為一個重點問題被提出後，“今年我們將會同有關部門，專項整治超職數配備幹部等問題。”中組部相關負責人在答記者問時稱。
　　有專家向廉政瞭望記者分析稱，如果說2002年版《條例》重在創新的話，新《條例》在強調人事制度改革創新的同時，更強調規範化，強調創新必須有底線。
上一頁12下一頁
（編輯：SN089）